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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鄂: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1月20日,他赶到广州与女儿团聚,得以远离疫区中心,一切安好。

在羊城静待的这段日子,回想武汉封城之前当地的疏忽轻怠,他依然后怕。现在,武汉人民还在跟病毒作斗争,学校体育馆已经被征用为方舱医院。

本来2月17日就开学,但“新冠”切断了师生面对面交流的可能。现在,学校正利用这个机会,大规模地做线上教学的尝试,老师们戏称自己为“主播”。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倒逼式改革,大家对此意见也很不一致。

他接到的最新通知是,不得从外地返汉,所以还得在广州等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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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著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从现代到当代》等。



口述 | 刘川鄂

实录 | 陈




读品:您是在什么时候对疫情开始警觉的?

刘川鄂:跟广大武汉市民一样,应该是在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1月1号发现不明肺炎,并关闭华南市场的报道。但之后都是“不传人”“有限人传人”和“可防可控”的说法,所以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特别放在心上。

1月11号到15号,我还以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身份列席了湖北省政协的会议。会议期间有多次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但不明肺炎从头至尾没有作为话题。我们讨论组有中西医名医和应急专家都没有涉及此事,那我们人文学科的代表更关注不到啦。

所以后来爆发那么大的传染,造成那样被动的局面,内心里想,还是有很多值得反省和检讨的地方。我们的体制机制,本来应该做得更好。尤其是对不明原因的流行病,一开始宁可管得过一点,也就不可能给它蔓延的机会。宁过勿松!


读品:听说这个春节您是在外地过的,请谈谈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

刘川鄂:我所在的大学1月13日就放寒假了,因为还有一些杂事,我就还在武汉忙碌着。年底每天都有很多应酬,偶尔也有人提到不明肺炎的事情,但大家也都是一笑而过,没有任何防范。一般人怎么可能懂得传染病是怎么回事呢?

15日下午省政协会议结束,我当天晚上就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住院检查诸多慢性病。同济医院一床难求,我已经约了一个月了,想着这几天自己稍微闲一点,临近春节医院也可能要稍微空一点。但不明肺炎外面传闻已久,这个时候住院是否合适?临入住时心里面也有一点疙瘩。帮忙联系的是医院的熟人,他认为没事,我想肯定应该没事。但比我晚几天,有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去同济看牙病就被传染了,不治而逝,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当时我是在综合楼住院检查,自费住的单间,检查也不拥堵,基本不用排队,自始至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且那几天天气比较凉,我又好咳嗽,那个时候就戴了口罩,所以整个过程自我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让我暗自庆幸。

17日上午离开医院,18日接到女儿信息——我升级做了外公,又忙了两天杂事,20日一早就出发到广州女儿家了,下高铁打的直奔医院去看我的外孙。我还抱了他几分钟。后来官方宣布了疫情,想到自己是从武汉过来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和负罪感。之后孩子就去了月子中心养护一个月,我现在隔离了几个周期了,肯定没事啦。外孙满月后回到家里,我看他抱他也理直气壮啦。

我到广州后的第3天(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事情严重了。刚到广州的那两天,我还在书店购书、超市购物、街边散步,还戴着口罩在书店里面拍了几张照。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人的行踪没有秘密,所以没过多久就收到当地政府的短信提示。按照要求,我就报告了自己的行踪,后来警察和社区就上门了,他们很负责,也很客气。我在广州一切安好。接到的最新通知是,不得从外地返汉,所以还得在广州等待一段时间。

有的有武汉经历或湖北经历的人在外地隐瞒而造成了传染,给家人、邻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痛苦,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疫区,有不洁之感,怕被歧视;传言的歧视太多,心里有阴影;此外,有的地区处理方式过于粗暴,使当事人产生害怕的心理,因此能瞒则瞒。如果态度更友好一点,方法更柔和一点,处理方式更得当一点,给他们心理上安慰而不是歧视,平等相待而不是恶言恶语,有的情况可能会避免。


读品:待在武汉的亲友是否安好?

刘川鄂:我父母、弟妹、侄子等亲人约20人都还在武汉留守。每年春节我们都是一大家子在一起过,亲情之乐欢快热闹。但这次因为封城封小区,4个小家庭组合各过各的,互不串门,一切安好。听说我所住的小区有10来例确诊,有一位已经病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武汉市某著名中学的校长,退休几年了,年前跟太太去欧洲旅游,正月初返程,在上海一落地就被全体隔离起来,一个一个检查。他不幸中招,到医院去治疗了10余天,政府全部免费,马上就可以出院了,但还要自费隔离两个星期。我们一起参加两会的有位前市长染病去世了。想想一两千人在一个大会堂,连续四五天坐在一起开会,也有点后怕。听说有两位大名鼎鼎正值盛年的医生,在上呼吸机的时候哀求医院的主任朋友和钟南山院士:救救我。这是我心里最大的梗。


读品:每天有大量信息冲击,您的情绪如何?

刘川鄂:每天心里面都是堵着的,几乎每天都流了眼泪。为那些感动我的医护人员和爱心人士的故事,也为那些无辜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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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到当代》

刘川鄂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读品: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您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有何建议?

刘川鄂:因为不知道何以为此、何以至此,所以没法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很多研究机构,出台了很多应急机制,权威机构也早就声称完全可以避免SARS之类流行病的再次复发,但依然造成了今天这个状况。明明可能遏制的小范围的疫情蔓延全球,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政府部门需要反思,媒体需要反思,专家需要反思。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性的反思,我们将陷入悲剧的死循环。

还有个人表达的空间。就像李文亮医生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放任权力、滥用权力的结果,就是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去训诫有专业知识的医生。汇报者、决策者、实施者都有责任。他们高高在上,所以不会去想8个互不相干的医生,在私下不同场合发布同样的信息,显现了多大的事实可能性。


读品: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包括各地乡村小区封闭式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刘川鄂:我对人类文明的灾难史,不大有研究。更不懂传染病学和应急管理学,所以不能对这个问题随便发言。封城封市在人类文明史上肯定是很少见的,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厉的封锁。虽然有专家对是否封城有不同看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疫情得到了遏制,说明这个决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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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湖大


读品:隔离不隔爱,各地都在积聚精干力量驰援武汉,很多公益组织和个人向疫区捐钱捐物。但也看到一些武汉人遭到不友好的对待。

刘川鄂:这是一个我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400万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中国历史,过去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饥饿史。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国人封闭落后、狭隘自私的心理。靠天吃饭,精耕细作,所以要讨好,要算计,要防范,没有安全感。而所谓热情好客、克己待人,通常是在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之下的。没有安全感,就会形成一种心态:有好处赶紧占,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首先要自保,甚至过度防范。在保家保民的正当旗号之下,做法更是极端。

中国文化讲做人、讲人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血缘亲疏划分的。为什么我们关于亲戚的称谓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见面就问贵姓、哪里人,喜欢攀家门、攀同乡?就是要划分各种各样的亲疏等级。我们缺乏一种普世的人道精神。灾疫面前,翻脸无情。那些“硬核”防疫标语,就是一种亲疏等级的体现,随时可以把不相干的人挡在门外。以邻为壑,多么好的一个词啊,里面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中国!


读品:作为文科教授,您比较关注疫情中的哪些方面?

刘川鄂:我更关注灾难中的世道人心。学者都有各自领域的专业性,不能随便对什么问题都发言,不过可以有很多看法。但肯定只是“我以为”,而不能当作绝对真理,尤其是自己学科无关联的话题。比如诊断的标准为什么变来变去,中医西医的优劣,防控的等级等等,我是不敢随便发言的。但是事关个人和时代命运前途的问题,每一个当事人、当代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大家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每个人掌握的材料不一样,所处的立场不一样,可能影响发挥、影响表达,不过这没有关系,有一些看法,哪怕是有一些不当的看法,都是很正常的。

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是:这样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它有没有可能避免,至少不会这么严重?应急的体制机制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各界人士怎样记录和描述灾难?国民性的缺点如何纠正?人文学者在灾难面前有没有失职?是否应该再次弘扬启蒙的价值?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

刘川鄂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


读品:疫情中一些作家选择发声,比如方方、池莉、李修文等。您对此怎么看?

刘川鄂:因为他们身在疫区,就在现场,他们无法冷静,无法超然物外。方方直、池莉细、李修文婉转,各有特点。

我历来敬重方方,嫉恶如仇、爽直泼辣、有理有据、敢于直言,是我认识的最会“吵架”的作家,没有之一。掌握材料、条分缕析、直捣痛处,没人是她的对手。气场、知识与力量都在她那儿。在她大年初五的日记中,还提到了我的一句话——“川鄂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每天凌晨,千万人痴等着看她的日记,了解疫区的消息,这成了疫情期间的特别节目。我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她的这些日记,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很多作家此时无法动笔,他们需要安静思考,慢慢沉淀,不去做即时的表达。我理解、尊重。轻率的表达是作家的失职。    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不要轻易地鸡血上身而损耗了艺术本身的尺度和尊严,《鼠疫》也好,《云中记》也好,就是例证。


读品:疫情中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文学可以做些什么?

刘川鄂:这个世界中为什么有作家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他们要以形象和情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这样一场灾难,对于作家的判断力、认知能力、表达能力都是考验。在灾难面前,他们需要记录、需要思考的主题是:何以为此,何以至此?有的作家在现场发声,有的作家在静默观察。战争和灾难中,人性善恶更会有极致表现,这是作家观察世道人心的最佳舞台,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从时代和人性两个方面,书写出历史人文的深度和人性的丰富复杂。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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