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副院长徐瑾教授的文章“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探寻——评周海春《中国古代十哲》”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刊发。
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探寻——评周海春《中国古代十哲》
尽管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浩如烟海,但周海春教授撰写的这本《中国古代十哲》(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仍然颇具新意。《中国古代十哲》与周海春教授20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导论》、2021年出版的《〈论语〉哲学注疏》构成了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系列研究,这大致展现了周海春教授关于中国哲学数十年研究的独到认知。《中国哲学导论》侧重对中国哲学一般原理的论述,《〈论语〉哲学注疏》侧重对儒家根本经典《论语》的现代诠释,《中国古代十哲》则侧重在历史纵览中揭示中国哲学的内在机理。就独创性来说,《中国古代十哲》通过对中国古代十位哲学家思想的探赜索隐,对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进行了探寻,其张皇幽眇之处甚多。
《中国古代十哲》认为,与中国哲学特质相应,能够在基本面上反映中国哲学本来面貌的范式可以称之为元范式。中国哲学书写的元范式需要满足如下条件:反映古代汉语的哲学特征;反映中国思想的哲学逻辑;反映经典文本的思想体系,尤其要合理确定最高概念(概念体系及概念的层次性)和思想结构(以及思维方法);反映哲学家关心的哲学和现实问题,以及问题的层次性、结构性。由此出发,该书对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探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探寻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说《中国古代十哲》关涉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书提出并勾勒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力求摆脱“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的两难。“以西释中”受到黑格尔评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当今一些学者甚至得出了“传统中国无哲学”的结论;“以中释中”局限于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自我诠释,难以体现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和时代性,也难以应对西方哲学的诘难。该书把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定位为:从默认式的中国哲学走向自觉的中国哲学,即阐发一个中国哲学的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系统,以使“中国哲学”取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从论证方式来说,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优先论证“中国哲学”而后论证“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优先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而后解决中西问题,优先考察文本的内在逻辑而后考察文本思想发生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优先进行特殊性的把握而后考察一般性问题。如何定义中国哲学的学术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也非常困难的话题,在西方哲学强势话语权下更是如此。能够在“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之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致力于中国哲学创新性发展的殷切情怀。
其次,致力于构建中国哲学的“工具论”。《中国古代十哲》从古代汉语的哲学特点出发,初步构建了中国哲学的“工具论”。与西方哲学从语言入手把握哲学的工具论不同,该书把静默看成是中国哲学的第一逻辑。形而上学离不开静默,因为只有静默才能让哲人的思想从有形的世界中抽身出来,才能直面形而上的世界。该书认为,把握万事的语言学意义是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工具,由此提出了汉字哲学论、句子论、句群论、对话论、文本优先论、文本内在逻辑论等新观点。该书还强调中国哲学的字义分析,并认为字义分析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和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整全境遇。一直以来,西方哲学以注重工具论著称(乃至于有著名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非常注重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科学方法,而中国哲学则从先秦以来就不注重这种基于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研究方法,由此导致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误读。该书对中国哲学的“工具论”进行了初步构建,这便回答了如何科学准确地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彰显了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再次,把“道问学”看作是中国哲学的灵魂。《中国古代十哲》直面中国哲学的核心,把“道问学”视为哲学之心。所谓“道问学”,一方面指的是中国哲学的意趣在于对“大道”(形上之道)的体悟和认知,另一方面指的是中国哲学的目的是指引人生的道路(并集中体现为圣人对世人的指引)。该书认为,讲“道”不比讲“理性”(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差。中国哲学是一种形下形上学。尽管中国哲学所讲大都是形而下的事物,但是却通过形而下的事物来讲形而上;尽管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看起来是虚置的,但却给形而下世界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视野,这便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在器中”。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与形下世俗往往是分隔的,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形而上学更是日益遭到拒斥。作为西方哲学之根的形而上学总体上指向的是对世界本质的探寻,而并不注重经验世俗,一旦形而上学在近代遭到拒斥,哲学就失去了形上意蕴。中国哲学的道问学虽然缺乏西方哲学探究宇宙真理的色彩,但一直都是“道器合一”。而且,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更是体证,因此中国哲学特别强调“静默”、“感悟”和“觉醒”等工夫或方法,这便要求人们以智的直觉体悟大道之后,在经世致用中保护明德,从而让明德指引人生的道路。该书把“道问学”看作中国哲学的灵魂既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实质和中西哲学的本质区别,同时也回答了在尊重现代生活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如何重建形而上学的问题,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
最后,探寻了中国哲学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哲学系统。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以道路为核心,以天为道路的开端,万物即道路,道路在人这里展开为成己成人的过程,最后经过复归其根的过程回到形而上之天,从而完成了循环往复的运动。中国哲学以“道”范畴为核心,以天人、内外范畴为逻辑架构,形成了反映实质系统的概念形式系统。这一实质系统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具体哲学那里各有侧重,相应地也呈现出多样的概念系统形式和文本形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哲学系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慧能、朱熹、王阳明的哲学系统。该书就选取这十位哲人及其经典加以阐释,涵盖了儒释道,体现了不同时代中国哲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小型的中国哲学史。为了避免中国哲学史书写“截断众流”带来的局限,《中国古代十哲》通过对《易经》、《尚书》、《诗经》和《国语》等经典著作的哲学思想的阐释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原生系统,这个原生系统奠基了最初的“道德”、“天命”、“德福”和“善恶”等基本哲学观念。在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体系中,该书对十位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颇具独到性的分析,如把《道德经》定位为形下形上学,把《墨子》说成是一个逻辑的世界,把《孟子》说成是人路学,把《荀子》说成是群道学,把《韩非子》说成是势位学,等等。这些定位都颇具特色,有一些甚至是以往的中国哲学相关著作所没有的,可见作者确实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下了大工夫。该书虽然偏重于学理性的探讨,但也具有指导人生实践的意义,如在阐释孟子哲学的时候就概括了孟子养生的诸种方法,如加法、减法、观法、推法、觉法、辩法等。当然,对于圣贤强调的尊道贵德传统,该书也作了非常精辟的阐发。
《中国古代十哲》一书颇具创新性,在探寻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过程中的确迈出了一大步。这种元范式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自身独有特色的揭示。“哲学”一词本自西方传入,因此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下如何论证中国哲学的合理性是一个重大课题。该书探索了中国哲学的“第三条道路”,构建了中国哲学的工具论,将道问学视为中国哲学的灵魂,致力于构建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原理。这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哲学语境下,通过散落其间的中西哲学比较,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和诠释范式显露出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根本属性上的区别是“圣人之学”与“爱智之学”。正如作者将“道问学”视为中国哲学灵魂一样,“道问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圣人之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哲学的根本旨趣是培养圣人(“圣凡同体,立志成圣”是中国哲学意趣所在),“为往圣继绝学”是中国哲学的典型特征(这也间接导致中国哲学的保守性),中国哲学经世致用的典型模式是“圣人之治”。与之相对,西方哲学的根本属性是“爱智之学”,因为西方哲学的旨趣是追求智慧(对形上真理的追寻),“爱吾师,更爱真理”是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这间接激发了西方哲学的开拓性),西方哲学经世致用的典型模式是公民法治。该书也体现了这种中西哲学的本质区别,譬如中国哲学的灵魂是“道问学”(问道、认道、证道、传道之学),中国哲学讲“道”不比西方哲学讲“理性”差等等,皆是如此。
《中国古代十哲》将“静默”看成是中国哲学的第一逻辑,这也体现了中西哲学在构建基础上的不同,即“主观感悟”与“客观理性”之别。主观感悟是构建中国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主观感悟的对象是形上之道,主观感悟的最终指向是“天人合一”(能够主观感悟以体证大道的一定是圣人),由此可见,“主观感悟”实际上就是“静默之思”。客观理性则是构建西方哲学体系的出发点,(超越主观个人偏好的)客观理性的指向是逻辑真实(逻辑是客观性的体现),客观理性必然要求“主客二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无哲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的构建基础不是客观理性,这实际上仍旧是一种典型的“以西释中”观点。该书从元范式的角度揭示了,基于主观感悟的以“道问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体系自有其独有特色,并不因为与西方哲学的不同而失去其合理性。
正是中国哲学特别强调主观感悟(静默)以体认大道(悟道),因此对于中国哲学原著的理解需要注重诠释工具的合理使用,这便是该书所说的汉字哲学论、句子论、句群论、对话论、文本优先论、文本内在逻辑论等工具。譬如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理解便是如此,这两句应当诠释为应时应景的客观陈述而并非主观意愿。还有对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的理解,以及对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第五十六章)、孟子“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王阳明“心外无物”(《传习录》)、慧能“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的理解也是如此。可以说,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哲学以逻辑推理(以追求真理)的方式,而自有其道。概而言之,对形上之道的主观感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这就是道问学的形上指向),体悟大道的圣人教化百姓以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道问学的世俗指向)。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十哲》在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探寻上是卓有成效的,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中国哲学的学科传统遇到了难题,中国哲学需要开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自觉的“中国哲学”阶段。“自觉的‘中国哲学’要能够反映中国哲学思考的问题,反映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反映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意蕴,反映中国哲学思想呈现的方式和基本的思维进程”。显然,该书是“自觉的‘中国哲学’”的成功范例,对于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